深化改革，迎接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2020年9月14日晚，中德欧领导人共同举行了一场视频会晤。会晤的各方分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20年6月22日，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主持第22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虽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欧在今年的线下峰会均改为线上进行，但考虑到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之下中欧领导人需要进行更加密切的交流，两次线上峰会都非常有必要且十分及时。
从会议后官方通报来看，9月峰会双边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其中一个重大成果是双方“确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重申年内完成谈判的政治决心，为下阶段谈判提供战略指引，共同释放坚定信心和积极信号”。9月25日，传来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第32轮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的消息。一位从事外经贸研究的学者对本文作者表示：“（谈判）到了这个阶段，细节上都没什么可谈的了，现在需要的是政治决断。”
全球贸易的区域化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最早在2012年宣布启动谈判。本文作者在2015年走访布鲁塞尔期间即听到传闻称将在该年度收尾期间达成协议。但过去几年显然谈判处于胶着状态。这期间出现了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中美贸易战等事件，使全球经贸格局发生变化。其中中美的双边投资协定进入停滞状态，美欧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也陷入僵局。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这是在2008年WTO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最后一轮失败后，世界投资和贸易格局的又一轮较大调整。在全球性贸易协定进展甚微的情况下，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能否最终达成，就成为全球投资贸易的一个风向标。
毫无疑问，随着多哈回合的失败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跨境投资和自由贸易出现了碎片化的趋势。区域性的自贸区协定谈判在过去数年间在全球不断增加。其中日本澳大利亚推进的全面和进步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美国主导下的美墨加协定（USMC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调整版）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CFTA）在地理范围和人口总量上影响最大，其余多边自贸协定还包括东盟自贸区、欧亚经济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自贸区。在拉丁美洲还有太平洋联盟等3个自贸协定。
而正在谈判中的自贸区协定，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同样预计在今年年底达成协议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以及谈判已持续多年的中日韩自贸区协定。RCEP是东盟十国与中日韩澳新印等十六国组成的自贸区，但在去年底遭遇印度的退出。中日韩自贸区则因为日韩关系走低而陷入停滞。
在区域和多边自贸协定谈判起落变化之际，更多国家和经济体开始寻求双边自贸区谈判。目前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英国、日本和欧盟三个经济体。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上述三方意识到，需要实现风险分散的最好办法是多边与双边多管齐下，寻找更多可靠的贸易伙伴。英国在脱欧之后这一要求更加迫切。因此，它在与欧盟进行自贸谈判的同时，还与日本达成了自贸协定，同时寻求加入CPTPP，不排除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欧盟则与日本、新加坡和越南达成了自贸协定。
中国的不利与有利
对于中国而言，与周边国家或者经济体达成自贸协定的需求日渐紧迫。一方面是美国在USMCA谈判中塞入了“毒丸”条款，要求USMCA成员国任何一国与中国达成自贸协定都需要其余两国的批准。这就意味着中国如果与墨西哥达成自贸协定必须获得美国批准。随着美国与其他国家达成更多的自贸协定，在这些协定中如果塞入了“毒丸”条款，将会形成一个美国主导的“经济北约”，对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形势将会非常不利。另一方面则是，在多个区域化贸易协定的影响下，将会形成“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各个谈判之间叠床架屋，规章制度兼容性较差，增加了谈判的复杂程度和隐性成本。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非常不利的。
目前而言，双边或者多边自贸谈判中对于中国而言主要存在3个不利方面。首要问题是知识产权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自贸谈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TPP谈判中，美国尤其强调它在医疗健康和互联网以及数字技术上的知识产权保护，试图延长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以及增加其强制性。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也大量通过知识产权壁垒制裁相关中国科技公司。但是中国在数字科技和应用方面也有较强的知识产权发言权，因此本身对知识产权保护也有越来越高的需求。知识产权问题并不构成中国融入全球投资和贸易体系的最重要障碍，但多边谈判中各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一、知识产权标准不同，使谈判往往遭遇较大阻力，例如在RCEP谈判上就存在类似问题。
其次的问题是国企和补贴问题。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国企与政府关系并不清晰，在市场竞争中容易获得投融资便利、政策便利甚至是直接补贴，形成了竞争的不平等。中国国企改革近年来一直在进行之中。我国国企与西方国家同类企业存在的意义和肩负的责任并不一致，在政策和补贴方面不能一概而论。而且西方的政策红利和补贴也往往引发不公平竞争的指责，例如美国多次指责欧盟对空客进行补贴，现在成为横亘在欧美贸易当中的一大问题。国企及补贴问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继续成为中国与他国自贸谈判中的重点问题。
最后一个是劳工权利的问题。最近几年新的自贸协定包含的劳工条款大比例上升。劳工权利主要关系到劳工福利、劳动仲裁和劳动保护等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资源减少，劳工权利进一步改善具有较大的可能性。
其余的自贸协定障碍还包括环保、关税等领域。当下自贸协定谈判正在朝着零关税、零补贴和零壁垒的方向发展，我国在深度参与国际贸易之际，需要继续降低准入门槛，扩大开放程度，迎接新一轮国际贸易的变局。
应对手段：自贸区和服贸会
从战略上看，中国在各种自贸谈判中存在着有利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中国本身是一个超级消费市场，是世界上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世界上第一大制造业国，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能无视这一市场的吸引力。但是如何将中国的优势转化成为战术上的优势，推动各种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的谈判，则还需要深入思考。
在自贸区的优先性上面而言，中国应该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贸易一体化的程度。除了继续推动与大国或经济体的投资协定或者自贸协定外，还应该加速推进RCEP谈判和文本的签署，继续推动中日韩自贸谈判的深入。在双边谈判中，与中国没有自贸协定但有投资协定的，中国应该合作予以升级投资协定，以便构建合适的政策框架，为自贸协定奠定基础。而在国内政策上，现有的21个自贸区承担了相关政策试点，应该尽量将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经验予以推广和复制。
其次是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进行探索。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处于逆差状态。最近几年国内的数字服务开始提升质量形成规模效应，应该通过快速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我国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优势，同时加快服贸领域的开放，实现充分的市场竞争，为中国深度融入国际服贸市场提供更多的尝试和实践。2019年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京交会）改名为中国国际服贸会，标志着决策者将服贸发展上升到战略高度。
整体而言，中国在面临新一轮国际贸易格局变动的情况下，从内到外都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数字经济的发展为这场结构性的调整提供了催化剂，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5G技术的应用，都将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目前，中国从被动性地适应WTO贸易规则，已经转向以自身实力参与规则制订。在这场格局重塑中，中国会做出改变，但也将会参与改变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