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资这十年：共赴高质量发展之约

尽管面临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2021年实际使用外资仍达1.15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比2012年增长62.9%。10年来，外资企业加码中国市场的决心和行动没有变，但引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吸引外资的多方面有利因素没有变，但外企对中国市场的投资逻辑在不断更迭……解析这些变与不变，对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大市场以及引资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本报特别邀请外资企业和权威专家进行解读和剖析。

专家圆桌

徐 旸 中国美国商会副主席、雅保公司中国区总裁

刘英奎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高岛龙佑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所长

上田敏裕AGC株式会社执行董事、AGC集团中国总代表

艾周平 贺利氏大中华区总裁、博士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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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布局有哪些变化？如何前瞻外商投资的趋势？

徐 旸：雅保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特种化学品公司，进入中国以来，积极拓展在华业务，目前已投资设立了两个大型氢氧化锂生产基地。

我们对中国扩大开放以及促进全球商业交流合作充满信心。由于中国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具有技术和规模优势，雅保将去年启动的进一步扩大全球产能战略的投资重点放在中国。今年7月，总投资为5亿美元的雅保眉山年产5万吨氢氧化锂项目正式开工建设；8月，雅保董事会批准投资1.4亿美元对新余工厂进行续建及产能提升，计划两年内完成；雅保还在积极推进一项总价值2亿美元的收购。在积极布局中国市场的同时，雅保对本土人才的培养也在跟进，预计到2024年中国区员工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一倍。

艾周平：作为一家有300多年历史的家族企业、科技集团，贺利氏1974年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中国的10余个城市拥有20家公司和2700名员工，中国是贺利氏最大、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在中国、为中国”是我们的长期发展策略。贺利氏持续看好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前景，尤其在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半导体、冶金等行业迈向更加低碳环保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尖端材料产品和解决方案。因此，贺利氏持续加大投资力度，目前在中国拥有近十个在建的投资项目，涉及贵金属循环利用、用于芯片制造的超高纯度石英材料及部件等。这些投资项目不仅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能为客户带来更多附加价值，促进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上田敏裕：中国是世界工厂和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也是创新大国，有很多投资机会。近年来，AGC在深圳和惠州投资建设了世界先进的第11代液晶显示器盖板玻璃工厂；在苏州引进了世界先进的节能高效玻璃窑炉，在行业中率先响应碳中和倡议；在山东淄博，为强化高端耐火砖的生产而进行了增资；在景德镇成立了合资公司，为新一代陶瓷创作注入数字力量，提供3D打印材料；在上海，加大对化学品技术中心的投入，增强环保理念。

“伴随中国的发展而共同成长”是AGC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同时，AGC通过进一步扩大“现地生产，现地销售”型供应链，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此外，AGC集团加大对中国新事业的投资，注重社会贡献和可持续发展。

刘英奎：从投资项目和数据来看，外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不断增强，中国一直是外商投资的热土。

9月19日，德国慕尼黑市副市长、经济劳动局局长克莱门斯·鲍姆盖特纳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国扩大开放将带来更多机遇》中指出，他接触的许多德国企业都十分赞赏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的政策措施，认为中国市场给他们带来了更多机遇。

中国引资有四方面独特优势，吸引着外企长期看好中国市场：一是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且仍在不断增长；二是中国具有特定的市场安全性、稳定性，对维护外资企业的利益至关重要；三是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齐全的产业配套，大幅降低了外商投资的综合成本；四是中国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让外商投资更加便利和高效。

2

在选择投资地时，外资企业更看重哪些因素？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上田敏裕：我们在选择投资地时主要看重市场机会、供应链、营商环境、政府政策、产业集聚度和成熟度、人才等因素。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步增强，外资企业向中国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比重也在提高。与过去相比，风险与回报的平衡、国内市场的商机、公平的竞争环境、人才获得的难易度、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正成为外企对中国投资的重要评判标准，外企也会在仔细评估这些要素后再进行投资。

徐 旸：过去，外企投资中国主要看重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优惠政策。近年来，外企越来越看重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市场准入机制的透明度和便利度，巨大的市场前景、产业集群效应以及高质量人才供给等。

近年来，雅保投资项目的成功落地，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政府“双碳”目标的制定，以及积极有为的产业政策，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稳步发展，形成了拥有巨大吸引力的市场；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各级政府多年来努力打造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投资项目准入流程的成熟、透明、便捷，工作人员良好的服务态度和办事能力均提升了外商投资企业的信心。

雅保公司有两个重要投资项目分别落子于广西钦州和四川眉山。之所以落户这两个城市，主要是因为中国一些中西部中心城市经过多年努力，在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人才储备、人文氛围方面的发展程度不逊于沿海发达地区，形成了较好的城市品牌。而且，中西部地区有着更大的土地和环境容量，加上国家政策倾斜，投资中西部是一个成熟的选择。

高岛龙佑：这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影响，日本企业对全球的绿地投资在减少。物流、原材料和人力成本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扩大，企业对外投资比以前更加考虑生产要素可获得性，以及生产、运输的通畅。

艾周平：贺利氏选择投资目的地主要从所在园区的长远规划、是否有合规风险等方面考虑。同时，会密切关注当地的营商环境，包括企业准入、生产经营涉及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等，以及政策的连续性和透明度，基础设施的成熟度，交通便利性，人才的聚集度和对外地人才的吸引力等。

比如2018年贺利氏在南京投资建成了一家世界级的贵金属循环利用工厂，在选址的过程中，江北新材料产业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当地政府对先进制造业尤其是高科技材料的大力支持成为我们投资的关键推力。此外，贺利氏在辽宁沈阳、山东招远、江苏常熟和太仓等地的多家公司，同样得到了当地政府在节能环保、技术改造、人才培养、疫情防控等多方面的支持。

刘英奎：市场规模、市场的安全性、要素价格、优惠政策等都是影响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与十年前相比，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

就市场的安全性、稳定性而言，中国无疑是一块投资宝地，中国有足够的智慧、战略定力和综合实力来保障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就要素价格而言，虽然中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近年来不断攀升，对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资的吸引力降低，但中国迅猛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吸引外资的新引擎。

另外，与早年重点关注优惠政策相比，目前外资企业更重视中国政策的完备性、稳定性、公平性和透明度，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服务领域开放等营商环境中的“软实力”。外资企业的新诉求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一致，中国在为外资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的同时，也将持续促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由此，外商投资与中国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有助于形成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合力。

3

近年来外企在华发展有哪些变化？如何看待外企在华盈利空间和经营理念的变化？

上田敏裕：得益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世界超一流企业竞相投资中国市场，中国也是外企竞争最激烈的国家之一。因此，符合中国市场特征的变化，深入理解中国企业客户和消费者，增加源自中国的技术开发、技术合作是必要的，同时在华投资不能仅追求经济利益，还应重视社会贡献。

在中国市场，由高速增长带来高额利润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企业需要构建高效的供应链，在产品和技术上提高附加价值，以此增加顾客的信赖。面对更趋激烈的竞争，外资企业有必要尽快构建能够应对激烈竞争的经营体制。

艾周平：在材料科技领域，我们看到，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趋于成熟，其对投资者的门槛也在提高。作为投资者，除了要给中国市场带来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外，还要有长期的发展规划，更加密切与本土产业链相结合，在定制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方面抢占先机，不断满足客户的需求。

贺利氏在2015年架构调整时，将光伏事业部全球总部设在上海，2019年建成光伏创新中心，进一步将研发规模扩大一倍，就是为更好满足中国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作出的布局。

徐 旸：中国市场现在更偏好拥有独特技术或有能力将新技术产业化的投资者，这对投资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开放的中国会为踏踏实实做技术研发的企业和人才提供多样的支持，中国的巨大市场以及对创新产品的高接受度也能为好技术带来丰厚的回报。

高岛龙佑：中国市场对高品质、绿色等方面的产品需求在增加，这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要更好地调整布局。

刘英奎：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也有了更高期待。一方面，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在绿色发展、数字化发展、创新发展等方面的要求在提高，中国打造了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与外资企业研发新技术、发展高端产业的诉求形成了共振。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本土化发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内外资企业根据各自优势开展平等合作，不断提升外资企业的本土化水平，深度融入中国市场。

4

对引资政策有哪些建议？外资企业如何更好适应中国市场的变化？

上田敏裕：制造业是创造价值的重要产业，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目前，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国内市场发展不平衡等不利因素正在显现，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加以解决相关问题。此外，为了提高外资企业对政策的理解，构建更加公开透明的交流平台也是有必要的。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为了更加适应中国市场，要进一步正确认识中国市场。虽然不少领域可能已经成为“红海”，但市场机会仍然很大。

高岛龙佑：希望更多日本企业更好适应中国市场的变化，抓好“双碳”机遇，获得更好的业绩增长。

艾周平：建议各地政府从四方面努力：一是积极落实国家有关促进外商投资的相关政策和法规，把重点放在打造营商环境上，努力为企业发展赋能，减轻各类负担，落实外企国民待遇。二是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比如借鉴德国双元制培训人才的经验，鼓励有技术专长的退休工人发挥作用，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当工人，引导更多资源向制造业集聚。三是希望各级政府多到外企调研，制定政策更加注重与时俱进、精准施策。四是更加重视保障企业正常生产和供应链稳定。

外企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一是放弃“只靠品牌就能打天下”的观念，确保产品和技术符合中国市场的潮流趋势，尤其是要与本土产业链紧密结合，保持企业持续的竞争力；二是进一步加强本土能力建设，重视培养本土人才，给中国团队更多授权和信任；三是加快数字化转型，探索数字化时代新的商业模式。

徐 旸：政府有必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比如在保持政策延续性、法治化、促进创新、保护知识产权、因地制宜打造产业集群尤其是新兴产业集群、维护全产业链顺畅稳定，以及精简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等方面发力。另外，要提升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让外企更坚定地选择中国市场。

企业方面也要加速应对变化，寻找发展新机会。近年来，中国经济加速向绿色低碳、高技术、数字化转型，技术迭代速度加快，消费者的偏好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政府出台了大量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法规。这给外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研发和创新领域加大投入，建立起能够迅速响应市场变化的供应链，为中国团队赋予更大的决策权，并重视建立合规体系，实时跟进法律法规的变化。

刘英奎：政府应继续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尤其是外资企业高度关注的政策软环境方面，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充分发挥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专班的作用，为内外资企业提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同时，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深化服务领域开放，提振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